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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月1日電 日本《朝日新聞》2013年12月31日發表評論文章，分析過去一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安倍經濟學的得失。文章認為，安倍政權如過分重視刺激眼前的經濟活動，忽略尋找解決財政結構性惡化問題的中長期政策，終將面臨慘痛的報應。
　　文章指出，一年來，安倍政權大舉推進“異次元”的金融寬鬆和大規模的積極財政政策。幸運的是，與此同時世界經濟也在逐漸穩定。毫無疑問，這一內一外的原因確實為停滯不前的日本經濟帶來了轉機。物價平穩上升，12月的政府經濟月報中，時隔4年零2個月來首次刪去了“通貨緊縮”這四個字。
　　然而，金融與財政混同一體的抗緊縮政策本身就打破了常規，也增加了財政破產的風險。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安倍政權為推行強化安全保障等“安倍風格”政策而表現出來的態度——凡事以維持支持率為先，刻意忽略景氣的些許停滯。為應對春季後的消費稅增稅而投入5.5萬億日元國費的經濟計劃便是典型事例。過分重視刺激眼前的經濟活動，忽略尋找解決財政結構性惡化問題的中長期政策，終將面臨慘痛的報應。
　　 與通脹期望背道而馳的現實
　　文章指出，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招是依賴日本銀行的金融寬鬆政策。正式的說法應當是“量化與質化的金融寬鬆”。
　　過去，為了能及時配合寬鬆政策的結束，日銀購入的多為期限3年以內的短期國債，而現在日銀則大量購買發行期限3年以上的中長期國債。目標是2年內日銀的資產將增長為原來的2倍，物價上漲2%。雖然為了顯示推行金融寬鬆政策的堅決態度，但與此同時金融政策的實際操作也將更加艱難。
　　安倍經濟學的命脈是“通貨膨脹期望”。即一般家庭和企業在物價上漲的預期下會提前增加支出，消費帶動經濟的活化，從而形成促進物價上漲的良性循環。
　　據文章稱，現實中，日本物價也的確保持了上漲。然而，很大一部分是因日元貶值而引起的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所致。因價格競爭成為通縮元凶的電腦及家電產業等，停止價格下降的趨勢也是因為對進口的依賴程度較高。
　　文章認為，僅這一點就能導致遏制普通家庭消費的惡性通脹。如果收入無法實現實質性增長的話，現實只可能與日銀的預期相悖，普通家庭將會把錢包捂得更緊。通貨膨脹期望很可能事與願違。
　　文章指出，未來，通貨膨脹率的預期也停滯不前，金融市場開始催促追加量化寬鬆。儘管日銀總裁(日本央行行長)黑田聲稱“金融寬鬆政策的實施不採取逐次投入的方式”，但為了實現通貨膨脹預期而追加寬鬆舉措的這種惡性循環風險卻不容忽視。
　　遮掩貨幣政策上進退兩難境地的，是大規模的財政支出。文章表示，安倍政權成立後，相繼提出了包括補充預算在內的年均100萬億日元的大型財政支出計劃。與雷曼危機以前的經濟繁榮時期相比，國債依存率上升了15%。整體經濟依賴財政的問題更加嚴重。
　　為應對消費稅增稅而提出的補充預算案也是以拓展公共事業為主的揮霍型模式，與日本舊自民黨時代所推行的赤字膨脹機制如出一轍。
　　惡化的財政規律
　　文章認為，消費稅增稅原本是為了實現社會保障事業可持續發展而採取的第一步。既然增加了日本國民負擔，就應當著力於財政改革，控制中長期的財政支出。
　　然而，安倍政權卻逐漸遠離財政與社會保障的“一體化改革”方向，以增稅後對策的名義瓜分財政預算。我們必須承認，正常的財政規律正在被“量化與質化”侵蝕取代。而日銀的金融寬鬆政策壓低了長期利率，不能否認這也助長了執政黨的傲慢之心。
　　結果，安倍經濟學不過是金融加財政“華而不實”的大雜燴——恐怕這份疑慮將日漸加深。這份疑問將使越來越多的人想到“日銀的寬鬆政策實際是用來填補財政赤字的”，很可能成為引發國債暴跌(利息暴漲)的導火線。
　　文章稱，安倍政權著力要求企業提高勞動報酬。自2013年9月開始的政勞資三方磋商在協定文件上明確記入了將在春鬥(指日本工人在春天為要求加薪、縮短工時等改善工作條件而發起的活動)中實現“上漲報酬”的要求。為了防止通貨膨脹期望事與願違，提高勞動報酬的確非常重要。毋庸置疑，得益於日元貶值的主要企業應當率先回饋勞動者。
　　重心應轉向提高國民生活水平
　　然而，文章指出，包括上調基本工資在內的勞動報酬上漲，應當是雇用雙方共同努力的產物。安倍政府急於求成的介入，會造成很大弊端。
　　日本春鬥(“春季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編者註)主要集中在大型製造業企業，對象是正式員工。然而，文章認為，安倍政府真正的職責應當是為了提高服務業、非正式員工以及中小企業的勞動者報酬而營造或改善環境。比如，存在巨大需求潛力、但普遍報酬低廉的福祉護理領域。目前該領域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護理保險等制度，應當在社會保障改革中將其發展成一個可以獲取相應所得的職業。
　　文章最後呼籲，眼下，應是安倍政府將政策重心轉移至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時候了。　　（原標題：日媒：安倍經濟學只顧眼前不看長遠 將遭慘痛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