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臨
  都是陳年舊案,同樣年輕的被告人都被執行死刑,都有“真凶”再現,家屬都經過馬拉松式的申訴,兩樁具有太多相似性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和河北聶樹斌案,近日都迎來令人驚喜的轉機:被執行死刑18年之久的呼格吉勒圖被判決無罪,聶樹斌案最高法也指令山東省高院啟動複查。這樣的司法糾錯力度,印證了四中全會帶來的良好法治氛圍,也為當下深化司法改革、重塑司法權威提供了生動的註解。
  呼案糾錯成功,應驗了我國司法再審的一種潛在規律——只有司法機關基本確定是錯案才會啟動再審,而再審一旦啟動也就基本上能夠判斷是錯案。也就是說,在再審程序啟動之前,案件是否錯案司法機關基本上已經心裡有數了。以此分析,聶案的異地複查尚不是正式啟動再審,所以其最終結果如何尚不明朗。
  在對上述案件逆轉顯現出亢奮的同時,輿論關註點也隨即轉向如何追責和賠償方面,這是個案恢復正義的必然演進結果。但是,這兩起被告人已被執行死刑的案件,帶給中國司法的進步意義究竟在哪裡?或者說,在打破以往司法糾錯局限於“活著的被告人”的局面之外,它們還能否為司法制度的文明與司法程序的正義,提供更多的警示性價值。我的觀點是:應當通過這些典型案例,反思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定罪可以疑罪從有,糾錯必須板上釘釘”的錯誤思維,從法治的規律上確立起“定罪必須板上釘釘,糾錯應當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
  檢視聶樹斌案之所以遲遲不能進入再審程序,就是因為我們太關註再審程序的實質結果,而忽略了其首先作為司法程序的獨立價值。生效的裁判究竟是不是錯案,最權威的判決乃是重啟司法程序,嚴格按照審判規律進行依法認定。只要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公開透明,判決合法有據,即便當初的判決沒有錯,這對被告人家屬而言也是一種程序公正,對社會而言是一種回應機制。聶案中,其母認為“我這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審”,似乎結果已經不是那麼重要,再審能否給出一個合乎邏輯、消弭此間種種疑竇的正當性結論,顯得更為重要。
  遺憾的是,這種正當的程序總是難以彰顯,取而代之的卻是令人難以捉摸的“內部意見”。究竟程序啟動卡在了哪個層級的哪個環節?任憑公共輿論呼籲,司法仍然呈現出神秘主義的色彩。例如,此前河北高院不讓律師調閱卷宗就“很是蹊蹺”,反倒令人生出“做了虧心事才怕鬼叫門”的猜測,也使得案件糾錯帶有鮮明的“人治”烙印。
  以往一切稍顯詭異的現象背後,其實都可以歸結到司法體系內糾錯的思維誤區,即案件糾錯必須是“板上釘釘”,只有司法機關百分百認定是錯案才啟動糾錯程序,否則不會輕易啟動。由於涉及判決的安定性權威性與實體的公正性,實踐中司法機關顯得更是比較慎重。這種糾錯思維也體現在法律對再審啟動規定十分嚴格的條件,無論是法院還是檢察院,提起再審都需要發現生效裁判“確有錯誤”而對於“確有錯誤”的主觀認知,往往需要比之前定罪更高的證據要求。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證據證明百分百是錯案,一般都不會輕易啟動再審。
  與糾錯對無罪證據的極度強調相反,刑事司法對於定罪的證據要求則比較寬鬆,往往是採取“疑罪從有”的思維。錯案的發生或許各有各的情由,但共性原因都是證據標準的降低,導致司法正義的失守。立法上,我國設定了“證據確實充分”的原則性標準,但在具體定罪過程中,什麼情況才符合“確實充分”的要求,往往受到當時當地打擊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影響。於是在實踐中,對證據不那麼“確實充分”的案件,就可能基於打擊犯罪的現實需要而降低證據標準,並通過量刑打折的方式予以折中處理。
  不難看出,司法不同環節對於證據的要求不同,恰是造成錯案頻發和糾錯極難的重要原因。這種“定罪可以疑罪從有,糾錯需要板上釘釘”的現象,根本上背離了現代刑事司法的理性和文明,呈現出的仍舊是“有罪推定”的思維模式。近年來,在冤假錯案的壓力下,司法改革關註到定罪環節的證據標準問題,開始漸漸確立“疑罪從無”的制度要求。但是對於糾錯程序中的證據標準問題,則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得一些存疑的生效裁判難以通過正當程序得到澄清,反倒影響了司法判決的權威性。
  呼案和聶樹斌案之所以擱置這麼久,除卻個中複雜的利益關係,都與“定罪可以疑罪從有,糾錯必須板上釘釘”的思維邏輯有關。只有改變這種扭曲的司法邏輯,錯案的發生幾率才可能大大降低,一些生效的錯誤裁判才能得到更多的糾正機會,再審程序的糾錯功能才能發揮得更好。
(原標題:定罪必須板上釘釘,糾錯應當疑罪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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