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1

　　兵臨
　　都是陳年舊案，同樣年輕的被告人都被執行死刑，都有“真凶”再現，家屬都經過馬拉松式的申訴，兩樁具有太多相似性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和河北聶樹斌案，近日都迎來令人驚喜的轉機：被執行死刑18年之久的呼格吉勒圖被判決無罪，聶樹斌案最高法也指令山東省高院啟動複查。這樣的司法糾錯力度，印證了四中全會帶來的良好法治氛圍，也為當下深化司法改革、重塑司法權威提供了生動的註解。
　　呼案糾錯成功，應驗了我國司法再審的一種潛在規律——只有司法機關基本確定是錯案才會啟動再審，而再審一旦啟動也就基本上能夠判斷是錯案。也就是說，在再審程序啟動之前，案件是否錯案司法機關基本上已經心裡有數了。以此分析，聶案的異地複查尚不是正式啟動再審，所以其最終結果如何尚不明朗。
　　在對上述案件逆轉顯現出亢奮的同時，輿論關註點也隨即轉向如何追責和賠償方面，這是個案恢復正義的必然演進結果。但是，這兩起被告人已被執行死刑的案件，帶給中國司法的進步意義究竟在哪裡？或者說，在打破以往司法糾錯局限於“活著的被告人”的局面之外，它們還能否為司法制度的文明與司法程序的正義，提供更多的警示性價值。我的觀點是：應當通過這些典型案例，反思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定罪可以疑罪從有，糾錯必須板上釘釘”的錯誤思維，從法治的規律上確立起“定罪必須板上釘釘，糾錯應當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
　　檢視聶樹斌案之所以遲遲不能進入再審程序，就是因為我們太關註再審程序的實質結果，而忽略了其首先作為司法程序的獨立價值。生效的裁判究竟是不是錯案，最權威的判決乃是重啟司法程序，嚴格按照審判規律進行依法認定。只要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公開透明，判決合法有據，即便當初的判決沒有錯，這對被告人家屬而言也是一種程序公正，對社會而言是一種回應機制。聶案中，其母認為“我這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審”，似乎結果已經不是那麼重要，再審能否給出一個合乎邏輯、消弭此間種種疑竇的正當性結論，顯得更為重要。
　　遺憾的是，這種正當的程序總是難以彰顯，取而代之的卻是令人難以捉摸的“內部意見”。究竟程序啟動卡在了哪個層級的哪個環節？任憑公共輿論呼籲，司法仍然呈現出神秘主義的色彩。例如，此前河北高院不讓律師調閱卷宗就“很是蹊蹺”，反倒令人生出“做了虧心事才怕鬼叫門”的猜測，也使得案件糾錯帶有鮮明的“人治”烙印。
　　以往一切稍顯詭異的現象背後，其實都可以歸結到司法體系內糾錯的思維誤區，即案件糾錯必須是“板上釘釘”，只有司法機關百分百認定是錯案才啟動糾錯程序，否則不會輕易啟動。由於涉及判決的安定性權威性與實體的公正性，實踐中司法機關顯得更是比較慎重。這種糾錯思維也體現在法律對再審啟動規定十分嚴格的條件，無論是法院還是檢察院，提起再審都需要發現生效裁判“確有錯誤”而對於“確有錯誤”的主觀認知，往往需要比之前定罪更高的證據要求。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證據證明百分百是錯案，一般都不會輕易啟動再審。
　　與糾錯對無罪證據的極度強調相反，刑事司法對於定罪的證據要求則比較寬鬆，往往是採取“疑罪從有”的思維。錯案的發生或許各有各的情由，但共性原因都是證據標準的降低，導致司法正義的失守。立法上，我國設定了“證據確實充分”的原則性標準，但在具體定罪過程中，什麼情況才符合“確實充分”的要求，往往受到當時當地打擊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影響。於是在實踐中，對證據不那麼“確實充分”的案件，就可能基於打擊犯罪的現實需要而降低證據標準，並通過量刑打折的方式予以折中處理。
　　不難看出，司法不同環節對於證據的要求不同，恰是造成錯案頻發和糾錯極難的重要原因。這種“定罪可以疑罪從有，糾錯需要板上釘釘”的現象，根本上背離了現代刑事司法的理性和文明，呈現出的仍舊是“有罪推定”的思維模式。近年來，在冤假錯案的壓力下，司法改革關註到定罪環節的證據標準問題，開始漸漸確立“疑罪從無”的制度要求。但是對於糾錯程序中的證據標準問題，則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得一些存疑的生效裁判難以通過正當程序得到澄清，反倒影響了司法判決的權威性。
　　呼案和聶樹斌案之所以擱置這麼久，除卻個中複雜的利益關係，都與“定罪可以疑罪從有，糾錯必須板上釘釘”的思維邏輯有關。只有改變這種扭曲的司法邏輯，錯案的發生幾率才可能大大降低，一些生效的錯誤裁判才能得到更多的糾正機會，再審程序的糾錯功能才能發揮得更好。
(原標題：定罪必須板上釘釘，糾錯應當疑罪從無)